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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，歌手苏有朋唱过一首名为《背包》的歌，这年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。当时忽悠父亲说想学编程，父亲也很豪爽，掏钱给我买了。我记得配置是486的CPU、4根256K的内存条、1个硬盘和1个5英寸盘的软驱。这个配置那时固然不是顶配，也是很好的了。

电脑到手后，首先学会的是玩电脑游戏。无他，之前不断在玩的任天堂卡带式游戏，如魂斗罗、超级玛丽、冒险岛、绿色兵团、双截龙，诸如此类的，曾经不能满足我对游戏的盼望了。

那会儿没网络，我就拿着5英寸的软盘、骑着单车找四周有电脑的朋友或卖电脑的公司去拷贝。

我记得当时有个游戏叫金庸群侠传，是RPG（角色扮演游戏）类型的，里面有很多配备能够换，但高级别的配备需求打好多怪晋级后才有，我就想偷个懒，用PCTOOLs（适用工具箱）的软件去DEBUG（监控）游戏程序里的变化。那会儿的游戏程序写得不复杂，存配备的地址根本是有迹可循的，很容易就找到了。找错了也没关系，反正程序运转不了还能够改回来。就这样，我把游戏里的配备简直全改了，顿时觉得打怪打得爽啊。兴奋之余，差点准备把那些改配备的经历写篇文章投给《群众软件》期刊—— 一个我至今还保存着创刊号但早就停了的期刊。

还有一个DOOM（英文游戏，中文叫消灭战士）的3D枪战类游戏，也是打怪的，和如今网络上玩的CS这个类型很像，应该算是鼻祖级的吧。不过那会儿电脑游戏的3D贴片技术很差，每一片都很大，没方法，硬件条件限制，再精密点电脑会变得很慢，玩这种拼速度的枪战游戏，只能牺牲视觉感受了。结果就是，这种游戏旋转起来会有激烈的眩晕感。我经常是强忍着恶心，一玩就是四五个小时。

两年后，《红色戒备》发行。三年后，《帝国时期》发行。由于这些都是英文版，我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学了不少英文单词，浮光掠影的是《帝国时期》里的photon man，在玩的时分，输入这个单词，就能得到一对激光武器战士，作弊以后的能力大增。

说实话，我那时分玩游戏十分入迷，毕竟年轻嘛。大学时玩任天堂，毕业后玩各种电脑游戏，读硕士时也会经常去买游戏光盘，博士在北京读的，就去中关村海龙市场买，2003年毕业后刚来复旦大学工作时，坐在当时逸夫楼实验室的机房靠门口的位置，还是会玩玩《盟军敢死队2》。

而家里那台玩游戏的电脑，也坚持用了很长时间。壳子挺扎实的，里面的芯换了几代，软驱换上了3.5英寸的，主板也晋级了。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在这台电脑上写完的，里面的实验也是在上面用Matlab跑好，渐渐做出来的。2003年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在这台机器上写出来的，当时正遇到SARS，我提早从北京回到湖南湘潭，所以，博士论文只能在家写，6月回北京，隔离了一周后完成辩论。

将这些阅历大约捋了一遍，那玩游戏对我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假如没有这台电脑，应该不可能有如今的我。玩的过程中，我根本学会了电脑里的软硬件学问，那会儿的电脑晋级全是本人DIY出来的，为了追求打字效率，学惯用五笔，而英语在玩游戏过程中没完整退化掉，才有了后来考研的胜利转型。

我的博士导师说得对，玩游戏没问题，只需不在我这儿玩就行了。我的学生里，有几个学生小时分也玩了不少游戏，到真正做研讨的时分根本不玩了。

而我呢，也曾经很多年没玩过游戏了。由于我觉得，游戏是一个相对肯定的局，坚持玩，最后总能赢的。但是，科研是一个未知系数更大的、更应战个人智力极限的游戏。所以，这么看来，我其实还是在玩游戏，不过我对游戏的定义更广泛了。

“悄悄地翻开背包/发现我的行囊/是一本年轻的护照/经过了生长的自豪/投入另一个/天涯海角……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/我那驮着岁月的背包/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几……”苏有朋的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街头巷尾里飘荡。

如今呢，我的“背包”里曾经没有了那些用来拷贝游戏的软盘了，却有着我玩游戏后写的一些心得，比方《爱犯错的智能体》、翻译的《统计学习要素》（第二版）。置信不久以后，我“背包”里的游戏心得会越来越多。假如要给这个游戏加个预期，我希望它是一场不留遗憾的游戏。